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,书城我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

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,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(1604),禁毁于天启五年(1625),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,却在其时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应。康熙《东林书院志》写道:“上自名公卿,下迨布衣,莫不虚己悚神,执经以听,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全国。”它的创建者顾宪成因而名扬全国,诋毁之声也如影随形,东林书院也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。因为政治态度不同,其时人对它的观念天壤之别,毁誉交集。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赵南星给顾宪成写神道碑,为之鸣不平,“其于名教对错、社稷安危之计,无不挺身力求”,招来的却是罢官;居家讲学,“非孔孟之道不谈也,善无大小无不为也,行一路向西电影无隐显无不兢兢也”,招来的却是政治诬害。赵南星感叹道:“讲学者皆欲忠国家于身无所利,倘亦能够无苛呰乎!”

一、“新期望正人执政则全国必治”

顾宪成,字叔时,号泾阳,常州府无锡县人,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生于无锡泾里。年轻时游学于唐荆川、薛方山两先生之门。万历四年应天乡试榜首名中举,崭露头角。他的同乡兼志同道合者高攀龙为其所写的行状,是最有价值的顾宪成列传,谈及他的志向:“当是时,先生名满全国,其为文章酌量古今,独辟六合,学者宗之如山于岳,如川于海。而先生退然谓:此非吾人安居乐业处,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、濂洛关闽,务于微析穷探,真知力践,自余皆所不屑矣。”明晰地标明,他的安居乐业之处并非文章虚名,而是传统经学与其时盛行的程朱理学,穷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之道。他一出场,就为自己立下极高的规范。

四驱兄弟 效劳

万历八年二月,他会试中式第二十名;三月殿试,得中第二甲第二名,赐进士身世,授户部主事。时年三十一岁。顾宪成与同科进士魏允中、刘廷兰,并称榜中三解元,以名世相期许,以道义相揣摩,慷慨激昂谈论朝政,对处于权利巅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,有所讽刺。张居正较为忌惮,对掌管会试而成为“三解元”座师的申时行说:贵学生有“三元会”,你知道吗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?每日都在评骘时势,居然华衮斧钺一世。

顾、魏、刘三人确实是在评骘时势,鉴于时势日非,三人相约上书内阁次辅申时行,请他出头匡救。在《上申相公书》中,初涉政坛的新科进士崭露头角。开篇就点明主题:“窃闻正人执政,则全国必治;小人执政,则全国必乱。正人非自能执政也,有正人之首领为之连茹而进也。今宁无正人之首领乎?”继而批判申时行无所作为:“教师(指申时行)之于首揆(指张居正),将悉数听而顺之欤?吾惧其为随抑逆而挽之欤!”言外之意流露出关于现状的不满情绪,期望申时行有所作为。三名新科进士虽有独具匠心的眼光,却过于墨客意气,忽视官场的政治规则。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选拔上来的,必然与张居正保持高度一起,底子不行能出头“匡救”。

申时行宽宏大量,并未尴尬三名小角色。《上申相公书》的过激言词没有带来费事,他们的矛头仍然毕露。万历十年,张居正旧病复发,举国上下惶惶不行整天,达官贵人纷繁斋醮祈求,高档官僚带头,中层官僚效法,抛弃本职作业,沉迷于编撰祈求表章,奔忙于古刹道观之间let,忙得不亦乐乎。再三为之设醮祝厘,手捧香炉,拜读表章,长跪于酷日之下。顾宪成看不惯这种献媚阿谀行为,特立独行,袖手旁观。高攀龙《泾阳顾先生行状》写道:“江陵(张居正)病,举朝若狂,为祷于神,先生独不行。同官危之,代为署名。先生驰骑,手抹去之。”同僚出于善意,代他在祈求表章上署名,顾宪成认为奇耻大辱,快马加鞭赶去,亲手抹去自己的姓名,不肯同恶相济。

万历十一年,顾宪成请假回乡,研读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万历十四年七月,假满北上,出任吏部主事,仍然特立独行。他拜谒内阁辅臣王锡爵,两人有一段绝妙的对话。

王锡爵问:“君家居且久,亦知长安(指北京)近来有一异事乎?”

顾宪成答复:“愿闻之。”

王锡爵说:“庙堂所是,外人必认为非;庙堂所非,外人必认为是。”

顾宪成不认为然:“又有一异事。”

王锡爵问:“何?”

顾宪成说:“外人所是,庙堂必认为非;外人所非,庙堂必认为是。”

两人相与大笑而起。

这段对话见于顾与沐《顾端文公年谱》。高攀龙《泾阳顾先生行状》也记载了这一对话,文字迥然不同,“庙堂”写成“内阁”,“外人”写成“外论”。一个持“外论”态度,一个持“内阁”态度,政见的歧异清楚明晰。

官场犹如江湖,各有各的规则。顾宪成自视狷介,无视政治规则,使得他很难在官场安身。万历十五年,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掌管京官调查作业,把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“拾遗”名单,引起内阁辅臣不满,给事中陈与郊等人,仰承内阁风旨,进犯辛自修,导致辛自修与何起鸣一同罢官。关于这种不分对错,不辨正人小人的做法,顾宪成慷慨陈词余薇邵城,批判内阁首辅申时行、次辅许国与王锡爵,“以智角智,以力角力”。《毗陵人品记》画龙点睛,因为“语侵执政”,顾宪成因“肆言沽名”,降三级调外任——补湖广桂阳州判官添注。

尔后,他调任处州府推官、泉州府推官,政绩卓异,以“全国推官榜首”,于万历二十年选拔为吏部主事、吏部员外郎,再度回到权利中心。“三王并封”之议一出,顾宪成与首辅王锡爵的政见不合发展为正面抵触。今后在调查京官、会推阁臣时,屡次与王锡爵定见相左,遭到除名为民的惩国王处。万斯同《明史顾宪成传》写道:“(顾)宪成既废,名益高,中外引荐无虑百十疏,帝悉不报。”可见顾宪成既开罪了首辅,又违反了帝意,除名为民是不行避免的。

顾宪成的抱负是构建清明清澈的政治局面,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海瑞为典范。万历十四年,海瑞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,本着一向风格——洁人先洁己,要整肃百官有必要先整肃负有监察权的御史,严峻束缚自己统辖的御史,带动南京官场习尚大变。陈建、沈国元《皇明从信录》说:“每下一令,不数语洞中情弊。而都人涂传巷诵,自负僚至丞郎,无不凛冽奉法。其市物必以价,无敢剧饮为大宴乐,雨花(台)、牛首(山)、燕(子)矶诸处,官舫游屐顿绝,往时城社豪猾皆屏气莫敢出。”大摆筵席,公款旅游的习尚登时消失。

南京提学御史房寰,人品卑鄙,凌虐士人,贪污贿赂,恣睢狼藉,人称“倭房公”。他深知海瑞惩贪竭尽全力,惧怕自己遭到严惩,伪正人先告状,诋毁海瑞“大奸极诈,欺世盗名,诬圣自贤,损君辱国”。吏部就事进士顾允成(顾宪成的弟弟)与同僚联名上疏,打击房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,义正词严地说:“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,认为当朝巨人,万代仰视,真有望之如天上,人不能及者。及稍知学,得海瑞直言全国榜首事疏,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,垂之千万年不磨,盖从万死一生中树节于我朝廷者。”至于房寰,早已臭不行闻,浙人每谈及者,无不掩鼻,视若臭秽。顾允成等大声疾呼:“一海瑞缺乏惜,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继而指为邪,则正人之道日消矣!一房寰尚缺乏畏,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继而妨贤达,则小人之道日长矣!”清晰无误地倡议以海瑞这样的正人正人为典范,重建契合儒家品德的政治局面。顾氏兄弟的理念是一起的。顾宪成主张像海瑞那样对立“乡愿”,慨乎言之:“乡愿之同恶相济,然后不倡者也。咱们如此,一滚随去,凡事都不做头,既以忠信廉洁媚正人,而其同恶相济又不为倡而为从,则正人亦宽之而不责矣;既以同恶相济媚小人,而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,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。”

令人不解的是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,皇帝在慰留海瑞,切责房寰的一同,以“出位言事”为托言,处置了顾允成等三名进士——“革去冠带,退回客籍”。如此有失公允的处置,激起正派官员的剧烈反弹,关于“今天以建言防人之口,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”,颇有微词,皇帝固执己见,寸步不让。

顾宪成、顾允成兄弟不肯同恶相济的高姿势,与政治现状方枘圆凿,显得不达时宜,除名为民是早晚的事。“正人之道日消”难以避免,“正人执政则全国必治”的抱负,渐行渐远。

二、“东林讲学之盛遂甲全国”

万历二十二年九月,除名为民的顾宪成回到无锡家园,丢掉了乌纱帽,返归一介墨客赋性,沉浸于五经四书与濂洛关闽之学,倾慕讲学作品。读书人敬慕他的品德学识,纷繁前来肄业,所以有“同人堂”的建立。参与讲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学的有宜兴吴达可,武进钱一本与薛敷教,金坛于孔兼等。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知名人士,如缪昌期、马世奇、张大可等。一时盛况空前,论者认为“程朱之门所库蒙加未有”。粗陋的“同人堂”难以满意日益增多的肄业者,顾宪成有意复兴宋儒杨时的东林书院。万历三十二年,在常州知府、无锡知县的支持下,以民间集资的方式,先后建筑道南祠(祭祀杨时的祠堂)、精舍、依庸堂、丽泽堂,这便是日后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。

顾宪成在弟弟顾允成及挚友高攀龙、钱一本的辅佐下,把东林书院这个民间校园办得绘声绘色。赵南星写道:“其学唯就孔孟、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,温故知新,不离乎区盖之间。高超者闻而可入,始学者闻之不骇。久之,白当道为东林书院,大会吴越之士,讲学其间,东林之名满全国矣。”

顾宪成引证曾子的话“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”,作为东林书院的宗旨。他解说道:“自古未有关门闭户,单独做成的圣贤,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识……群全国之士讲习,则全国之善受而为吾之善,而精力充溢乎全国矣。”东林书院的愿景,以承继孔孟程朱的学脉为己任。高攀龙把东林书院的日常日子归纳为六个字:读书、默坐、会友,与“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”是一起的。每个人都下功夫读书、默坐,到了相互切磋时,才能够收到以友辅仁的作用。

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,称为讲会,每月一次小会(十四日至十六日),每年一次大会(春季或秋季)。到时吴越及其他各地士人接连不断,蔚为壮观。东林书院的小会大会,终究谈论什么呢?某些学者认为是“谈论朝政,评论人物”,其实否则。顾宪成起草的《东林会约》清晰规定:“每会推一人为主,主讲四书一章,此外有问则问,有商议则商议。凡在会中,各虚怀以听,即有所见,须俟两下讲论已毕,更端呈请,不用搀乱。”很明显,东林书院诸正人聚在一同,并非谈论政治,而是在沟通研读四书的心得,由一人主讲,然后评论,相互切磋,与今人的幻想相去甚远。

《顾端文公遗书》收录了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课的讲义——《东林商语》,通篇都在讨论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要义,向学生解说自己的心得。试举一例如下:甲辰年(万历三十二年)共十则,满是关于《论语》某一章的阐释。榜首则是:“《论语》曰:"群居整天,言不及义,好行小慧,难矣哉。"又曰:"饱食整天,无所用心,难矣哉。"顾宪成阐释与一般经学家天壤之别:“细玩此二条,圣人应是重有所感而发。盖其时人见孔子与群弟子讲于杏坛之上,非先王之法言不言,非先王之法行不行,多疑其迂拙,且以腐儒目之。那言不及义,好行小慧的,却嚣然自认为机灵。见孔子汲汲皇皇,忘寝忘食,略无休暇,多嗤其劳累,至以戮民拟之。那饱食整天无所用心的,却飘然自认为撇脱。曾不知迂拙者极是稳妥,机灵者反落险途;劳累者究竟清闲,撇脱者竟何归着。”为了阐明这些深邃的道理,他用生动活泼的言语向学生解说:“人生六合间,日子不是胡乱度的,屋不是胡乱住的,饭不是胡乱吃的,朋友不是胡乱搭的,话不是胡乱说的,事不是胡乱做的。这个心,极灵极妙,不是胡乱丢在一边的。”

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定的院规清晰劝诫书院同人,不得“评有司长短”“议乡井是曲”,意思是,不能够在书院中点评政府和官员的好坏,谈论家园贩子的对错。他把社会上盛行的风格蔑称为鄙、僻、贼、浮、妄、怙、悻、满、莽,要世人摒弃这九种卑鄙习气。具体说来:“鄙”指的是比昵狎玩;“僻”指的是党同伐异;“贼”指的是损公肥私;“浮”指的是评有司长短,议乡井是曲,诉自己不平;“妄”指的是谈论暧昧不明、琐屑不雅观、怪诞不经之事;“怙”指的是伪正人之言巧为文饰;“悻”指的是对世人责备,致其尴尬;“满”指的是问答之间定见偶殊,动辄沮抑,使之有怀而不展,有激而不平;“莽”指的是人是亦是,人非亦非,道听途说,略不反求。

天启初年掌管东林方舒书院作业的吴桂森,承继顾宪成的既定方针,把上述院规具体化,特别着重两点。其一是“绝谈论以乐时”:“自今谈经论道外,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对错得失,悉数有闻不谈,有问不答,一味勤修讲学,以期不负雍熙,是今天榜首时宜也。”其二是“屏俗风以本分”:“夫布衣集会,既无马腹之鞭,居肆讲究岂堪蝇营之听!故愿会中悉数对错是曲、嚣凌垢淬之言,不以闻此席。至于飞书、揭帖、说单、诉辩之类,不以入此门。”

由此可见,以往风靡一时的说法——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如此,寅子便有点不着边沿了。

三、“虚和闲止,不关世事”

钱谦益少年时代从前跟从父亲到东林书院访问顾宪成,今后又和其子顾与亭、顾与沐交游。在他心目中,顾宪成的形象居然如此:“端文(顾宪成)为人,虚和闲止,不关世事,凝尘委衣,危坐整天。”这种形象与人们的臆想天壤之别,却是耳闻目击所得的本相。吴亮为顾宪建立传,描绘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日子便是如此:“杜门却轨,悉心理学”,“与同志阐绎濂洛正脉,其说以性善为本体,当心为时间。岁有札记,沉潜粹密,与《读书录》相表里”。与顾宪成一同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几年的高攀龙,对他悉心理学给予高度点评:“自孟子以来得文公(朱熹),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。自文公以来得先生(顾宪成),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。先生自甲午(万历二十二年)以来,见理愈微,见事愈卓,充养愈粹,应物愈密,从善如流,徙义如鸷,殆几于无我矣。”高攀龙说顾宪成把悉数精力用之于理学,到达无我的境地,是正人退居林下的实在写照。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写列传,杰出的也是这一点:“每岁一大会,每日一小会,弟从而讲于堂,持论侃侃,远必称孔孟,近必称周程,有为别致险怪之说者,辄愀然改容,辞而却之。”

东林书院的另一位导师钱一本,罢官回乡后,回归学者赋性,“杜门绝迹,不入公府”,“生平无他玩好,整天兀坐,手不断批”。纪晓岚为钱一本作品写概要,说:“东林方盛之时,(钱)一本遂与顾宪成分主讲席,然悉心经学,罕谈朝政,不甚与全国争对错,故亦不甚为全国所指目。”这是东林正人的一起心态。

言官再三弹劾上一任内阁首辅王锡爵,将赵南星、顾宪成、高攀龙、薛敷教等正人正人斥逐一空,至今国内扼腕。主张重用抛弃诸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,令当权大佬不能不屑一顾。为了唐塞言论,朝廷宣告重用顾宪成。

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,顾宪成接到录用:“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wwwwww少卿添注。”明显是执政者唐塞言论的对策。顾宪成罢官之前先后担任吏部验封司、考功司、文选司的郎中,握有人事权;而光禄寺是掌管宫殿膳食的组织,何况又是南京的光禄寺,连宫殿膳食的职掌也没有,基本是一个“抛掷清闲”的虚职。顾宪成寻求书院诸同志定见,有的认为“宜行”,有的认为“宜止”。他自己说:“官吏宁退毋进,吾衰矣,当从其退者。”这一录用究竟是以皇帝圣旨方式宣布的,有必要诚实地向皇帝标明态度,他为此写了辞呈——《奏为衰病交侵恳恩休致事》:

臣以疏庸,重负任使,顷蒙皇上简录,谊当竭蹶而趋。唯是臣年六旬,两目昏花,两耳重听,起居尚须扶掖,何能勉效驰驱?重复思之,与其唐突而进,孰若审量而退;与其出而颠沛,孰若处而苟全。伏乞敕下该部查臣别无违碍,容令休致,臣愚幸甚。

婉辞推托的理由是“衰病交侵”“两目昏花”“两耳重听”“起居尚须扶掖”,深层的原因则是,他不肯抛弃欣欣向荣的东林书院工作,不肯抛弃悉心于理学的寻求。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,他吐露了心里的主意:“东林之社是弟墨客腐肠未断处,幸一二同志不我弃,怅然其事,相与日切月磨其间,年来声息之孚渐多应求,庶几可冀三盆,补缉桑榆,无虚此一生。”

吏部不接受他的推托,再三敦促,而且宽限到差日期。顾宪成再次上疏,情词恳乞地写道:

独计臣少不自爱,逾壮便衰,行年六十,目昏耳聋,老态尽见,已缺乏效驰驱鞭笞。况今不可救药,羁绊无已,怎么办尚欲幸运于假如也。且夫入山只怕不深,入林只怕不密,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,以自便其身图,臣之所大耻也。

这段话值得细细琢磨,前半段是对朝廷的陈情,实在是身体有病,难以担任重担;后半段是为自己分辩,并非不管国家安危理乱,而自便其身。其实流露的心里独白,恰恰是“入山只怕不深,入林只怕不密”。漂洋过海来看你歌词他给李三才的信吐露自己推托的原因:“凭轼而观时局,千难万难,必大才如丈(指李三才)高见如丈,方有旋转之望。如弟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,出而驰驱世路,必至偾事。”所谓“水间林下藏拙”,便是“入山只怕不深,入林只怕不密”极好的注脚,挑明晰自己的实在心态。在《与孙柏潭殿元书》中,他把自己描绘成不问门外对错的山人:“弟历来筑室枯里中,日出而起,日中而食,日入而寝,其意以诗书为仇,文字为赘,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。”在另一篇文章中,他把自己说成是桃花源人:“予抱疴泾曲,日坐卧斗室中,酬应都罢,几如桃花源人,不复闻人世事。”

“几如桃花源人”,并非顾宪成的矫饰或夸大,而是实在写照。东林正人都有相似的况味。同在书院讲学的高攀龙,给教师赵南星写信,再三流露入山闭关、不问世事的心境:“龙本年自东林会期外,即入山闭关,以学识宜静,以衰年宜静。此刻山中人,不一味静默,非学也矣”,“世局如此,总无开口处,总无着心处,落得做个闲人,自家性命自家受用罢了”。入山闭关的闲人,几如桃花源人,意义并无二致,这与一般人关于顾宪成、高攀龙的形象,好像相去甚远,恰恰是实在的另一面。

四、“不肖独何狠心而静静”

顾宪成自况为桃花源人,是对政治时局极度绝望的回应——“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”。正如高攀龙所说:“世局如此,总无开口处,总无着心处日死了,落得做个闲人。”可是受儒家政治品德熏陶的士大夫,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的家国情怀,难以舍弃,要真实做个桃花源人谈何容易!他晚年卷进关于李三才的政治纷争,便是一个明证,既义无反顾,也无可奈何。

万历三十七年,李三才升任南京户部尚书,又被提名为都察院都御史。此刻适逢内阁缺人,有些官员主张,内阁不当专用词臣,应该参用外僚,意在推荐李三才。此人既有才华又有威望,在漕运总督淮扬巡抚任上政绩卓著,打击矿税宦官贪污腐化导致怨声载道,毫不留情。这样的舆情,明显冒犯某些阁部大佬的权益,所以策划了一场诋毁李三才的运动。

工部郎中邵辅忠首先发问,进犯李三才“大奸似忠,大诈似直”,罗列贪、伪、险、横四大罪行,说什么“藉道学认为名,依豪贤以立脚,或无端而流涕,或无故而慨叹,使全国士靡然从风,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,感时忧世者误入其套中”。耸人听闻地扬言:“一时只知有三才,不知有陛下,主上势孤,党与日甚。”言外之意暗射李三才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“结党”。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与之遥相呼应,诋毁李三才“营私舞弊”,“年来对错日以混杂,攻讦莫之底止,主盟寻衅,三才乃其戎首”。

清者自清,对错自有公论,李三才连上四集肤伴热本奏疏,主意向皇帝恳求辞去官职,杜门谢罪。给事中马从龙,御史董兆舒、彭瑞吾,南京给事中金士衡,相继为李三才分辩。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也向皇帝陈言:李三才现已杜门谢罪,为漕运大政考虑,宜速定去留。皇帝不表态,诋毁者益发放肆,一些心怀叵测的言官钱策、刘时俊、刘国缙、乔应甲、王绍徽、徐绍吉、周永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春、姚宗文、朱一桂等,接二连三弹劾李三才。正派的言官胡忻、曹于汴、段然、史学迁等,奋起辩驳,为李三才辩解,两边剧烈比武。正如万斯同《明史》所说:“朝端聚讼,迄数月不已。”

身处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目击这场聚讼,难以按捺心中不平,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态,写了私家函件,寄给内阁首辅叶向高、吏部尚书孙丕扬,为李三才讲几句公道话,期望两位实权人物能够停息继续数月的“朝端聚讼”。函件的宗旨能够归纳为两点:一是“(李)三才至廉至冷漠,勤学力行,为古醇儒,当行勘以服诸臣心”;二是“李公在淮扬,能制税珰(矿税宦官)不敢动,安民弭乱之功甚大。其人磊落,非暮夜受金者”。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舆情反映蝉,也是人之常情,何况是私家函件,并非公函。孰料被心怀叵测的官员抓到口实,诬害顾宪成以下野官员身份,干预朝廷政务,可见湖南花鼓戏哭灵哭母亲东林书院妄图“遥执朝政”。

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,为了搞臭顾宪成,搞臭东林书院,惹是生非地说:“今天全国大势尽归东林矣……东林之势益张,而结淮胁秦,并结诸得力官僚,相互引重,略无忌惮。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,而飞书走使充满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长安,驰骛各省,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作。”

工部主事沈正宗非常狗仗人势,顾宪成等僻处乡下书院,“一味讲学,反骂花天酒地”,“今隐身不忘报国,却认为罪案矣”,“今一阁部书,便"遥制国务",弹射不休矣”。

礼部主事丁元荐针对“遥执朝政”的诬害,据理辩驳:一个远在江南无锡的民办书院,何故能够遥控朝廷政治?“夫使东林果操全国权重之势,则长安诸绅耆何不舍要津而趋山林,而乃操戈秣马以向攻也?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已然僻处山林能够遥执朝政,那么京都衮衮诸公为何不退处山林呢?

顾宪成在写信之前,现已预料到或许带来负面影响,为了表达关于李三才人品才华的敬仰,在所不管。他和友人谈及写信的缘由:李三才因为拨乱兴治,“外犯权相,内犯权阉,死生祸福系之呼吸,并不稍顾”,“旁观者遂群起而求,多吹索抨弹,竭尽全力”。对此,他深恶痛绝:“漕抚(李三才)尝简不肖:"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,无事便归。"痛哉斯言,堪令千古英豪流涕,不肖独何心而忍静静。”出于敬仰,决计打破缄默沉静,效法老朋友的风格——“当风云汹涌之时,决然出而挺身担荷”。预料到有危险,“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,明知狂言一出,必且更滋多口也,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罢了”。因而,他不计较寡不敌众,不管虑或许带来大费事,必定要尽自己的心念。

他在《以俟录》中说,给叶向高、孙丕扬写信,并无“遥执朝政”之意,纯粹是好善、忧世的赋性使然:“生平有二癖,一是好善癖,一是忧世癖。二者兼并而发,勃不自禁。至对错者,全国之对错,自当听之全国,无庸效市贾争言耳。”他在《自反录》中再次提及此事,着重写信给叶、孙二人,一是不敢孤负李三才,二是不敢孤负国内诸正人。关于邵辅忠、徐兆魁之流毫无根据的任意诬害,他据理辩驳:“百千罪行,胪列满纸,而实证悉数茫如也。”至于宵小之徒攻讦他与李三才“结党”,他机敏地辩驳,假如这种逻辑能够建立,那么他早便是“吕坤党”“王国用党”“吴中行、赵用贤党”“江东之、李植党”“沈思孝党”。所以乎感叹:“其又何所党哉!如此看来,有党乎,无党乎?一凭人谓耳,予何敢择焉!”真是痛快淋漓,把徐兆魁、邵辅忠之流的流言驳得遍体鳞伤。

这位谦谦正人明显轻视了宵小之徒的险恶用心,轻视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,及至事态扩大到不行收拾时,他才意识到给阁部大臣写信之举大为不当,管了不该管的事。为此他悔港元汇率恨不已——“去岁救李淮抚之书,委是出位”,“忏过而亦悔且恨”。

当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四面攻击,境况危如累卵,写信提示,加意防范,收敛矛头:“窃见足下任事太勇,忤时太深,疾恶太严,行法太果,别离太明,兼之辖及七省,酬应太烦,延接太泛,而又决心过分,白话太直,礼貌太简。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戒,亦恐嚬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,检核稍融,得不加意乎!”目击局势扶摇直上,他又去信劝他当即引退:“足下能够去矣,不能够留矣。去也能够速矣,不能够缓矣。”

政治斗争不以仁慈希望为搬运,顾宪成不光救不了李三才,反而使得他自己和东林书院遭到牵连。一些政客将李三才与顾宪成同时扣上“东林党”的帽子,严峻声讨。

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,顾宪成在一片诋毁声中去世,享年六十三岁。临死前,他握着儿子顾与沐的手说:“作人只品德二字。”这句遗言的内在,或许能够从十几天前写给友人的信中,推测少许端倪。他说:“要使彼之有以自容,而于我无所造成的其毒,久之,或消渐释,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诎,同心盛则异类自衰。”正人坦荡荡,他以宽恕的姿势回应无端的诋毁。

关于他的朋友学生而言,现已臻于无我境地的谦谦正人在诋毁声中死去,激起的是无限的悲愤和慨叹。

东林书院为他举办公祭典礼,参与的知名人士四十余人,有于孔兼、钱一本、薛敷教、诸寿贤、王士骐、朱国祯、岳元声、汤兆京、吴亮、孙慎行、于玉立、高攀龙、刘元珍、文震孟、钱谦益、丁元荐、安希范等,都是晚明政界学界响当当的人物。世人先在东林书院“会哭”,再到他家中拜奠,相向失声,留连浃日始去。

五、“朋党之祸中于国”

有正义感的官员激于义愤,向朝廷建言,为顾宪成讨回公道。

江西道御史徐缙芳说:“故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,忠本天植,学为人师,所著诸书有体有用,断断乎名儒正人也,或咎东林冒犯时忌,臣窃认为否则。”

尚宝司丞章嘉桢说:“顾宪成好汉圣贤者也,当官任事百折不挠。而学脉之醇一,操行之精绝,神理之绵密,居处之恬淡,粹然真儒。一腔忠赤,唯思为国家进用贤才,其教泽几遍国内。”

行人司行人刘宗周说:“东林者先臣顾宪成倡道处也,从之游者不乏时令耿介之士……一时士大夫景从如云,以故东林最著。唯其清议太明,流湎之士苦于束湿,遂乘淮抚之救,谤议四起。宪成殁,而忌者因指东林为门户,合朝野而锢之,认为党人。夫东林果何罪哉?”

万历四十四年十月,境况困难的李三才还不忘为顾宪成与东林书院分辩:自从内阁首辅沈一向以来,奸党排挤正人正人,合于己者则留,不合则逐,“今奸党仇正之言,不过两头,曰东林,曰淮抚。何故谓之?东林者,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。(顾)宪成忠贞绝世,行义格天,继往开来,希贤希圣。而从之游者,如高攀龙、姜士昌、钱一本、刘元珍、安希范、于玉立、黄正宾、岳元声、薛敷教等,皆研习性命,检点身心,亭亭表表,高世之彦也。异哉,此东林也,何负于国家哉?”

虽然正派官员再三呼吁,关于顾宪成与东林书院的诋毁却日甚一日。到了天启年间,那些诋毁者纷繁投靠大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宦官魏忠贤门下,成为阉党的骨干分子,张四面之机关,造无底之圈套,对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当地,书城咱们 | 樊树志:“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”的顾宪成,步步为局不同政见者扣上“东林党”的帽子,予以整肃。朝廷命令撤销并拆毁东林书院,关中书院、江右书院、徽州书院遭到拖累,同时拆毁。高攀龙目击东林废墟,气愤赋诗十首,其间之一曰:

蕞尔东林万古心,

道南祠畔白云深。

纵令伐尽林间木,

一片平芜也号林。

名列阉党“五虎”的倪文焕扬言:东林还未得到清算,东林巨魁没有悉数伏法,流露腾腾的杀气。阉党干将王绍徽假造《东林点将录》,模仿《水浒传》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,编造黑名单,为首的是: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、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、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。阉党的另一名干将卢承钦感到,只是打压一百零八人明显不行,便模仿北宋末年的“元祐党籍碑”,编造了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——《东林党人榜》。把现已去世多年的顾宪成也列入黑名单,排在李三才、叶向高之后,位列第三。卢承钦的狠毒用心,比王绍徽犹有过之。

事已至此,“东林”已然成为莫须有的罪名,大开杀戒,先后有“六正人之狱”“七正人之狱”。以“东林”的罪名,把杨涟、左光斗、袁化中、魏大中、周朝瑞、顾大章,以及高攀龙、周起元、周宗建、缪昌期、李应昇、黄尊素、周顺昌,迫害致死。莫谓墨客空谈论,头颅掷处血斑斑。

崇祯十一年,复社名士吴应箕与顾杲(顾宪成之孙)相会于无锡,凭吊东林书院废墟,慨叹系之,赋诗一首:

同展道南祠,而伤东林址。

东林何负国,草色已及纪。

不见崔魏时,金碧连云起。

巍巍九千岁,蓬蔂安所倚。

万古此东林,子无忘所始。

鼎革之后,东林书院总算在废墟中重建,连绵后世。唐文治编撰的《重修东林书院碑记》说得好:“书院原址为顾端文、高忠宪两公讲学之地。方是时名儒硕彦风起云从,研求正学,四方响应。而有明一代之时令,遂照耀于寰区。厥后太仓之复社,复东林也;松江之几社,几东林也。然则东林之时令,岂非千古不朽哉!”

万斯同《明史》回忆这一段前史,一唱三叹:“(顾)宪成既没,攻者犹未止。诸凡救(李)三才者,争辛亥京察者,卫国本者,发韩敬科场弊者,请行勘熊廷弼者,抗论张差梃击者,最终争移宫、红丸者,忤魏忠贤者,率指目为东林,打击无虚日。所以朋党之祸中于国,历四十余年,迄明亡然后已。”对晚明党争的剖析,鞭辟入里,“朋党之祸中于国”七个字,令人震撼不已。

孙奇逢《理学宗传》说到一种奇谈怪论:“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,国运已终,而党祸犹未尽也。今天嚷东林,明日嚷东林,东林之骨已枯矣,而执政在野仍嚷东林,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?”孙奇逢辩驳道:“乙丙死魏逆诸臣,甲申殉国诸臣,属之东林乎?属之攻东林乎?诸正人之所认为忠臣,而撑柱六合,名扬日淮安市月者,在五十年之后,而鼓盪我国传统节日摩厉者,在五十年之前。则泾阳之气势精力度越诸子远矣,岂向俗儒曲学识毁誉定对错者耶!”妄图把朋党之祸归罪于东林的谬论,不独其时盛行,今天也有商场,有的人乃至宣扬“明亡于东林”,这种戏说不是模糊之极,便是心怀叵测!读者诸君只消细细体会万斯同和孙奇逢的剖析,便可辨明对错。

本文选自《书城》杂志2019年3月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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